威尼斯人棋牌:一九七八年为爱情恢复位置

刘心武在12月11日《解放军报》撰文说,我在1977年夏天写出了《班主任》,以短篇小说的形式,发出了“救救被‘四人帮’坑害的孩子”的沉痛诉求。作品在当年《人民文学》杂志11月号刊发后,引出了一个纷纷以小说形式表达清算“文革”恶果的潮流。 1978年5月卢新华在《文汇报》发表了《伤痕》,使这个潮流获得了一个恰如其分的符号:“伤痕文学”。

1978年春天,因为《班主任》带来的巨大反响,激发出我更强烈的写作欲望。应该对各方面说明的是:写作和发表《班主任》时,我已经不是中学教师,我在1976年时已经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。那时出版社和北京市创作研究部在一个院子里。创研部的负责人赵起扬“文革”前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党委书记,是一个文艺内行,“文革”中遭迫害,到创研部后,时逢“四人帮”垮台,他那里就成了北京市许多业余作者串门的地方。因为他开明,大家聚集聊天也就越来越口无遮拦,后来他索性组织座谈会,让大家畅言解放思想。

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,大家说起“样板戏”,我在大家的启发下,也就畅所欲言,说“样板戏”里不仅把爱情斩尽杀绝——比如歌剧《白毛女》、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里原来男女主人公还有爱情影子,但据之改编的“样板戏”里生怕观众“误会”,强调两人之间只有纯净的“革命战友关系”——连夫妻关系也都淡化、净化到讳莫如深的地步:《红灯记》有祖孙三代,却绝无夫妻、恋人的踪影;《沙家浜》里只有阿庆嫂,说阿庆跑单帮去了,尽量让观众想象阿庆只是个以丈夫身份掩护自己的地下工作者,与阿庆嫂并无“男女之事”;《海港》女主人公从造型上看老大不小了,却绝无涉及爱人、子女的言辞细节;《龙江颂》女主人公也不见其丈夫,只是她家门楣上有“光荣军属”字样,但观众也可以理解成她家其他男子在部队服役;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奇袭白虎团》里当然更没有爱情、夫妻的影子。难道一提爱情,甚至一涉及夫妻,一表现完整的家庭,就是不革命吗?正是由于这种首先从“革命文艺作品”里取消爱情的做法,使得社会生活里爱情乃至正常的夫妻关系也都只能转入地下,而一些年轻人甚至也就懵懂到完全不晓得男女之间除了 “共同把革命进行到底”以外还可以发生什么关系。我就知道一位到生产兵团“屯垦戍边”的女青年,新婚当晚,忽然衣衫不整地跑到连指导员那里去哭诉:“他跟我耍流氓! ”她竟只知道男女结婚要戴大红花、接受许多套“红宝书”的礼物,然后就在一起“斗私批修”,而不知道丈夫和她可以在床上做什么,甚至也就不清楚小孩子究竟是怎么冒出来的。这不是笑话,而是真事,我们听了,可能先会笑,然后可能就再也笑不出来!

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我决定构思一篇作品,主题先行,题目一定要定为《爱情的位置》,为爱情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面恢复名誉,获得应有的位置。 1978年春天,我们出版社的同仁,决定创办一份大型的文学双月刊,以《十月》命名,当时无法立即获得期刊号,就先以丛书名义“以书代刊”,在筹备过程里,我写出了《爱情的位置》。编辑部和创研部联合召开座谈会,把《十月》创刊号拟定的目录拿给大家征求意见,一见其中有《爱情的位置》,都很兴奋,记得参加座谈会的老作家严文井不禁喟叹:“爱情总算又有位置了! ”

威尼斯人棋牌,《十月》创刊号正式发行以后,虽然那上面有若干远比《爱情的位置》更出色的作品,但《爱情的位置》引发的轰动不仅超出了创刊号其他作品,也超出了此前几乎所有作品,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。

《班主任》那时已经使我每天得到超过10封的读者来信,而《爱情的位置》经过许多报刊转载和电台广播以后,短短一个月里我就收到了超过7000封的读者来信!有封来信寄自遥远的农村,是一位“插队知青”写的,他说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,听到村旁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传出“现在播送短篇小说《爱情的位置》”的声音,当时他“觉得简直是发生了社会剧变”,当然后来他知道那是良性的政治变化的“前兆”。还有一位海边的渔民给我写信,说听了广播激动得不行,才知道原来自己藏在心底的爱情并不是罪恶,他现在可以跟女朋友公开来往了,为了感谢我的文章给予他们的解放感,他们决定寄给我一个巨大的海螺。不久我收到了他们寄来的大海螺,现在这海螺还放在我书房里,不时让我重温新时期30年文学发展初期那离奇的轨迹。

不待方家评说,我自己早就一再检讨:《爱情的位置》就文学价值而言是不足道的,那时的轰动完全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。但这毕竟是我人生中的亮点,我为之珍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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